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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高教“同心圓”

時間:2019年12月25日 作者:陈彬 温才妃 王之康 来源: 中国科学报

編者按

2019年是我國高校擴招後的第20個年頭,經過20年的規模擴張和經驗沈澱,如今的我國高等教育在“廣度”之外,似乎已經有了一定的“厚度”。這一點,從高等教育各利益相關方對教育質量與結構優化的反複提及和不斷探索中可見一斑。

在这一年,“金课”的概念开始为人所熟知;这一年,行业高校调整慢慢起步;这一年,新學科建设初露峥嵘……而当我们将这些新迹象做一梳理时,忽然发现似乎它们可以被大致归拢为一个以学生为圆心的“同心圆”。当我们从“学生”出发,由内至外地对这一“同心圆”逐层梳理时,对2019年的高等教育,也就有了一個雖不全面卻足以引人深思的審視。

第一環

“金課”背後的課改之思

对于学生而言,最熟悉的一个环境是课堂。于是,与“课堂”关系最为密切的“金课”打造,就成为这一同心圆的第一環。

嚴格地說,“金課”概念的提出並不是在2019年。

20186月,在教育部召開的新時代中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上,“金課”一詞首先由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提出。僅僅不到3個月之後,這一概念便首次被寫入政府文件,教育部下發通知,要求“各高校要全面梳理各門課程的教學內容,淘汰‘水課’、打造‘金課’,切實提高課程教學質量”。

正是這一紙通知,使打造“金課”在2019年成爲各高校的重要任務,“金課”也隨即成了一個教育界的“高頻詞彙”。尤其在今年10月,教育部出台《關于一流本科課程建設的實施意見》,推出“雙萬計劃”(萬門左右國家級一流本科課程和萬門左右省級一流本科課程),更是將“金課”建設推向新高度。

我們爲何要如此看重課程、不遺余力地打造“金課”?背後邏輯並不複雜。

首先,課程是教育最微觀、最普遍的問題,但它要解決的卻是教育中最根本的問題——培養人。同時,課程是中國大學普遍存在的短板、瓶頸和軟肋。不管是新建本科院校、地方本科院校,還是“雙一流”建設高校,都存在這一問題,差別只是問題的輕重、呈現方式不同而已。

此外,在全球範圍內,以“學生發展爲中心”已成爲高教界的共同理念,課程則是解決這一理念落地的“最後一公裏”。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前面的所有努力都將付諸東流。

總之,無論于情于理,打造“金課”都是一件“光榮且正確”的事情。但是,這門“金課”該如何打造?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搜索引擎中輸入“金課”關鍵詞,會發現2019年相關報道中,大部分是與某高校“金課”項目建設有關的新聞,諸如項目立項、項目交流、項目名單公布等,從這個角度說,將2019年定爲“金課項目年”似乎並不爲過。由于各高校是聞教育部政策而動的,紛紛布局“金課”打造符合項目立項的一般順序,然而,作爲高校教學工作最基礎的構件,一門“金課”的建設真的是某個“項目”可以解決的嗎?

衆所周知,一門課程的建設涉及很多因素,其中某些因素並不是僅通過政策、資金就能解決的,如教師的責任心問題、學生的整體素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較長時間的打磨,需要沈下心來,從課程選擇到培養方案,反複推敲琢磨。

從這個角度說,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今年如火如荼的“金課”建設中,不乏“趕鴨子上架”者。

由此,我們也可以反思以“金課”爲代表的本科教學改革。曾有專家表示,放眼一些高校,很多表面熱熱鬧鬧、轟轟烈烈的課程改革和課程建設,其實際效果並不理想。也曾有專家深入調查十年間未曾中斷課程改革的高校,卻發現其學生的綜合素質、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等,並未因頻繁課改和課程建設得以提升。這是否說明,我們的某些同樣紅火的課程改革,是否也有一窩蜂的急躁因素?

第二環

“師德”引發的“失德”之惑

如果將課程比作一座橋梁,其一頭連接的是學生,另一頭連接的是老師。而在2019年,關于老師的話題頗有些五味雜陳之感。

今年318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6個月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又印發了《關于深化新時代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創新的若幹意見》,提出要“建成一批課程思政示範高校,推出一批課程思政示範課程,選樹一批課程思政教學名師和團隊,建設一批高校課程思政教學研究示範中心”。

提升學生的思想政治理論,前提是擁有一批思想政治理論過硬的教師。俗語雲:言傳,身教。課堂上的教學屬于言傳,而教師自身的素質則是對學生最好的“身教”。

然而,在2019年,正是教師的自身素質,似乎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質疑。僅以“性騷擾”事件爲例,無論是今年年初的華北電力大學教授戴松元性侵女教師事件,還是剛剛發生不久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性騷擾女學生事件,都提醒著人們,在教師群體中不乏“害群之馬”的存在。

也正因爲如此,今年相關部門對于教師師德工作的重視程度也更勝以往。今年7月,教育部曾督促地方和學校進行整改,並于今年的4月、7月以及12月,先後曝光三批各10起教师违规违纪典型案例。年底,七部委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并明确指出要针对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学术不端以及中小學教师违规有偿补课、收受学生和家长礼品礼金等开展集中治理。

盡管中央對教師師德問題的重視程度日益加深,但在公衆視角中,似乎教師失德問題並沒有緩解,甚至有愈加嚴重之感,這其中固然有新媒體環境下,對某類事件的放大效應,但師風師德建設也應該有所反思。

比如,我們除了擁有“教師失德一票否決”的果斷之外,是否應該在日常的工作中,更加注意對教師師德的培養,而不僅僅是“見到一起處理一起”?我們是否應該將監督和管理的端口前移,加大對教師隊伍“入口”的控制,而不僅僅以學術能力高低作爲教師准入標准?我們是否應該建立一個更加完善的師德監督機制,以及受害學生的申訴機制,而不是只等受害學生在公共媒體發聲後,才發現問題……

此外,如果將目光從負面新聞中移開,會發現我們身邊也不乏立德樹人的典範。近日,一條關于中科院院士王文采的微博得到網友的高度關注。這位已過鲐背之年的老院士,每周都自己坐班車到所裏工作兩天,直到去年,他的學生才知道,他的右眼已經失明多年。王文采一直用一只眼睛完成了多部專著與多篇論文的寫作,從未假手他人。

這樣的教師,不需要站在思政課堂上,便能夠成爲學生乃至後人的榜樣,但我們對此類教師的宣傳力度是否足夠?

自古以來,我國就有對教師的“要求”,從《師說》的“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到《莊子·逍遙遊》雲“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爲師者,自身要先明道、信道,以德立身、以德立學、以德施教,才能成爲學生的典範,適應新時代發展需要,更好擔負起時代賦予的重任。

第三環

“四新”带来的學科之势

如果说,由课程和教师所组成的课堂是决定学生学习成绩的“小环境”,那么由课程、专业等所组成的學科体系,则可以算作“小环境”之外的一层“大环境”了。毕竟,學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课堂的内容和定位。

如果用一個詞語概括2019年我国學科调整的整体态势,相信这个词一定会是“四新”。所谓“四新”,便是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四门學科的总称,2019年,高等教育領域對于“四新”的關注更勝往昔。

作爲一個新概念,“四新”的提出經曆了一個由分流到彙集的過程。

20172月,中國工程教育發展戰略研討會上形成“複旦共識”,提出了“新工科”概念。2017年下半年,農林教育專家開始關注“新農科”概念。20188月,中辦、國辦聯合發布的文件中,有了發展“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和“新文科”(“四新”)的提法。

直至20194月,教育部會同有關部門總體部署通過實施“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全面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提高高校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教育部辦公廳發布《關于實施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雙萬計劃”的通知》明確提出,要建設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示範性本科專業,引領帶動高校優化專業結構、促進專業建設質量提升,推動形成高水平人才培養體系。

此后,各高校开始从顶层设计、學科建设、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校际合作等多个层面推进“四新”建设。

如果說在2019年之前,“四新”還處于概念的探索以及醞釀時期,那麽在2019年,“四新”成爲各高校要切實攻克的任務。

只要对“四新”中各學科的特点稍加了解,便不难发现,“四新”學科的特点是交叉融合,且基本都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有关。面对当前的新技术形势,发展“四新”學科的重要性无需多言。然而,“四新”专业的建设势必将大范围改变传统學科构成,很多學科也要面临新的改变,调整原有的知识体系,对此,我们的准备又做得如何?

今年11月,本报刊发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的署名文章《“双一流”建设,學科真的那么重要吗》。文章对目前国内以學科为核心的一流大学建设路径提出了反思。随后,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从自身经历出发,大声疾呼我国的學科建设不应拘泥于學科界限与层级,否则将迷失方向

学者的呼声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在现阶段,我国的學科界限划分依然过于明确,“學科群”的概念还未被广泛接受,學科融合程度依然不够,而要改变这一现状,现有的學科管理机构必须做出改变。正如王义遒在文章中所说,“在管理上,无论是科技部门还是高等学校,都切忌奉行‘學科中心主义’,而要以‘问题导向’的大领域、大方向为区块,整合學科集群,发扬个体优势,互相取长补短,在协同合作中追求學科整体卓越”。

只是要做到这一点,无疑需要现行的學科发展模式作出重大改变,尤其是改变目前条块分割的學科管理模式,提升學科本身的自主权。然而,在教育行政力量依然过强的当下,这种自我割肉式的改革,可以实现吗?

遙想2018年初,《复旦宣言》首次提出发展“新工科”,成为“四新”概念的源泉。其中已经明确提出“以引领未来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为目标,推动应用理科向工科延伸,推动學科交叉融合和跨界整合……”一年过去,如今,我们依然在这条路上,未来,必定任重而道远。

第四環

“趨同”折射的管理之難

2019年岁末,传统的“网红大学”——武漢大学又一次成为网络焦点,只不过此次并不是因为它的“明星校长”或者“樱花节”,而是因为该校一次性清退了92名超過學校規定期限未注冊且未履行注冊手續、未請假不參加學校規定的教學活動的國際學生。

中國大學開除國外留學生,這在此前是一件很少見的事情,但在2019年,卻成爲國內高校對留學生實行趨同化管理的一個典型代表。

近些年來,隨著中外高等教育人員交流的日益緊密、國外留學生數量的不斷增長,本土學生和留學生管理中大大小小的摩擦、矛盾與反思,從未停止。

從住宿環境的優待、沒有門禁限制的松散管理,到強制學生參與留學生交流活動、刻意爲留學生安排學伴,從學習生活到管理上的“雙標”,始終是本土學生們心中的一根刺。這種不滿隨著今年7月山東大学“学伴事件”的爆发而达到顶点。

此後,教育主管部門開始了對留學生的“趨同化管理”。

就在“學伴事件”爆發的當月,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負責人專門就來華留學相關問題回答記者問,並且再一次明確表示,要推進中外學生教學、管理和服務的趨同化。實現統一標准的教學管理與考試考核制度,提供平等一致的教學資源與管理服務,保障中外學生的文化交流與合法權益。

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我國對于來華留學生的政策一直處于“收緊”的態勢。

比如,早在2017年,教育部就同外交部、公安部出台了《學校招收和培養國際學生管理辦法》,要求各地各高校嚴把入學門檻,確保所招收學生符合學校入學標准,依法依規對其加強管理。

緊接著,在2018年出台的《來華留學生高等教育質量規範(試行)》明確提出,“高等學校應當建立健全來華留學生教育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保障來華留學生教育的健康發展和持續改進,推進中外學生管理和服務的趨同化”。

今年,對來華留學生的趨同化管理,開始落實到了學校層面。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雖然今年各高校加強留學生管理的新聞有時會見諸媒體,但似乎並不能引起國內師生群體的共鳴,“政策上已經意識到了要趨同化管理,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存在問題”成爲一些高校師生的切實感受。

對此,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張端鴻曾在本報發表文章表示,趨同化管理一直是我國高校努力的原則和方向,但現實中確實存在一些基本的前提和原因,使得高校難以做到完全的趨同化管理,從而引發本國學生和社會的異議,甚至整個社會對留學生的態度也從友善變成敵意。

比如,留學生教育在國際貿易當中屬于服務貿易範疇,而公辦高等教育對本國學生來說是一項准公共産品,這導致雙方的學費金額差距巨大,已經使留學生的趨同化管理難以實現。更何況,中外學生在語言和國民教育體系、獎助學金體系,乃至于學生管理機構等方面都存在差異,這使得“絕對的趨同化既不可能,也無必要”。

然而,我們依然要對留學生實行“趨同化管理”,即便我們真的無法做到“絕對化”,正如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所強調,“嚴格管理與保持開放,應是管理者牢牢抓住的兩端。避免仰視外國人的媚,同時避免俯視外國人的傲,更多地做到‘平視’,讓在中國合法合規居住學習工作的外國人感受到中國帶給他們的積極正面影響,並最終讓他們在中國發揮積極正面的作用,這需要進一步在管理機制上下功夫”。

留學生管理已經有了政策方向上的指引、大衆輿論的監督,具體的管理體制還有待各高校進一步建立、完善、落實,但不論是對不合格留學生的清退還是一部部規範的出台,在留學生管理上的進步我們勿庸諱言。

第五環

“轉型”映射的時代之變

在我國,行業類院校始終是一股極爲重要的力量,而在2019年的这个“同心圆”中,它被安排在了第五環,这并不是因为它离学生太远,而是因为它离社会太近。

2019年,與社會發展有著密切聯系的行業院校,其“版圖”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其中,最大的变化来自于教师教育“被分蛋糕”。蘇州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师范学院和教育学院;教育部鼓励高水平工科大学培养职教师资;深圳一中学招聘20名教師,19名是北大、清華畢業生。這讓人不禁擔憂,未來師範院校何去何從。

另一方面,2018年由行業或企業籌建的“中”字頭高校——中國康複大學、中國能源大學、中國核工業大學紛紛湧現。尤其是今年6月,教育部正式批複籌建“康複大學”。

無論是師範院校,還是新興的行業大學,本質上都是應社會需求而産生的行業院校。爲什麽前者看似“春去冬來”,而後者看似“春草滋長”?其背後的形成邏輯,刻畫出了行業院校發展中的溝溝壑壑。

我國的師範學校出現于清末,後在上世紀50年代院校調整中得以保留、發展,在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肩負起我國師資培養的重任。並且在可預期的未來無法被輕易替代——在人才快速流動的今天,倘若取消師範院校,影響的是我國師資隊伍的穩定。

然而,隨著社會發展,全社會對優質師資的渴求與日俱增,而最優秀的學生大多沒有選擇師範院校或專業,師範院校能否培養最優質的師資,成爲越來越多人心中的疑惑。這時,人們將目光轉移到了綜合性大學、高水平工科大學。畢竟,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並沒有師範院校,充其量只有師範專業,學生培養多采用“專業教育+師範教育”的模式。

在我國,行業大學興起于上世紀50年代,在全面學習蘇聯的大環境下,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開展行業辦學,把綜合性大學變爲單科性大學,服務于特定行業。直到1998年,除了少數保留在行業、少數劃轉爲教育部直屬,絕大部分劃轉地方管理。

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中國康複大學、中國能源大學、中國核工業大學申請籌建,雖有行業自身的需求,但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受到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社科院大學創立的“刺激”。它們性質相仿,除了依托的行業、企業級別略低,本著“你辦我也辦”的心理,本質上是一種效仿行爲,更多的還是源于對“中”字頭資源的向往。

不同的內在形成邏輯,決定了它們未來發展的不同走勢。

師範院校在經曆了前一階段不太成功的綜合化之後,或將探索與高水平大學合作的新模式,如通過校際學分互認,采高水平大學專業教育、通識教育之長,補自身之短;改革定向培養模式,通過“專業教育+師範教育”,吸引優秀學子在研究生階段攻讀師範教育。綜合性大學辦師範專業,則爲非師範大學學子從事教師事業打開了一扇窗。我們樂見多管齊下,以此回應社會對高質量師資不足的需求。

新興行業大學將進入緩慢的增長階段,其意義或只在面向國家未來發展的重大需求布局,體現得更多的是“中國特色”,而非“全球趨勢”。否則,但凡部委、行業都會有人才需求,群起而效仿之,整個社會將應接不暇。而事實上,經過多輪改革的反複討論,行業辦學的弊端已暴露無遺,未來幾無可能逆轉綜合性大學的辦學思路。對于新興行業大學的辦學需求,應該思之慎之。

本版稿件由本報記者陳彬、溫才妃、王之康、韓天琪、袁一雪,見習記者許悅撰寫。蔣志海制版

來源: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4189.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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